自那天后，我有半月没再见过沈行舟，他一走，我们这的监视好像也解除了。
沈行舟离开后的两天，伤员又往这里送过来，附近埋伏的人大概是已经撤下去了。
这个猜想让我不禁更加担心起他的安危。
但我也法和他建立起切实的联系，沈行舟的位置都是随计划而变的，就像我从前和他擦肩而过的那几面，有时是在战场上，有时是他在敌后指挥。
信件也发不出去，联系不上他，我只能闷在方寸大的地方，每天重复着救人这件重要又乏味的事。
周枝照顾了许声两周左右，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虽然没有继续冲在前线防卫，但也没闲着，每天在院子里搭把手。
周枝的性格并没有被枯燥的生活磨平，每天半夜我们忙完，周枝就会拉上窗户，隔绝外面喧吵的炮火声。
我躺下闭上眼，却是心神不宁地翻来覆去睡不着。
周枝从她屋里搬到我屋里，拿了一床被子和我一起挤着睡，她看出来我心情不怎么好，有时候能和我聊天聊到快天亮。
这几日天气都不太好，我心里像是挂了一个风铃，外面的雨砸在房顶的瓦片上，顺着沁透我，风铃沾了潮湿的雨水，吊在冷风里略显沉重。
原本休止的炮火声突然息了，我打开院子的后门，坐在门檐下，一时间有些适应不过来这种寂静。
死气沉沉的。
周枝也坐到我身边，语气里带着浓重的疑惑：“今天怎么回事？”
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轻摇着头：“但愿平安。”
预感灵验得很快，下午队里突然下达指令，说营地要转移。
我撑了一把伞，站在门前看着来往的人把东西搬到车上，最后三辆装载车都装满了，人坐不开，我们排着队踱步在雨里行走。
四周寂静，我跟在最后，周枝在前面护着许声的伤口，大家都一言不发，一路安静得不像话。
前面有人来接应我们，进了营里，脚上的鞋已经染满了泥，我们找地方放下堪堪欲坏的伞，去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夜色降下来，弄堂口点着微弱的灯光，接到通知现在要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