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充盈，依赖于包括自觉意识、科学思维、逻辑思维和人文情怀等方面的觉悟与成长，那在这个过程最初的阶段中被动分配的资源，在此生命过程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这种资源的配给之于个人而言是不平均的，更是玄妙的，就如原生家庭是法选择的。在这方面，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父母双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家庭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家庭成员情感密切。父母对姐姐和我教育的重视，使我能在相对贫困而教育资源绝对匮乏的年代，得以入学到当地最好的小学，连插班进的班级也是经过挑选的。事实上，父母调进小城前首要考虑的因素，不是他们自己的工作，而是姐姐和我的教育，我爸在之前曾有调进省会城市研究所的机会，但因为要与我妈两地一段时间，而且研究所附近学校资源一般，总体考虑对我和姐姐的影响，最终放弃了，虽然蹉跎了十多年，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冬天，我父母终于如愿调进了省会城市。以我自身的体会，资源和平台对事业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爸在专业上取得的成绩，常让我不禁假设，如果当年我爸自私点，一个人先调入省会的话，他在事业上的成就绝对更加自得的。
我的女班主任跟我父母是同龄人，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那代人生两个孩子是最多见的“又红又专”的家庭模式，班主任也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跟我同年级不同班；小的是儿子，低一年级。我班主任的丈夫在本地最大最好的医院当眼科医生，而我家有个老亲戚，是这所医院的院长，非常受人尊敬，被同业称为“活的内科学”。老亲戚管我妈的爷爷叫大舅，我父母能调进小城，是得益于这位老亲戚的提携，我能进这个班级，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三年级八岁的我，班级就是我的社会，我的江湖，在还不能太深入思考的年纪，我首先是个经历者、感觉者和观察者。我的班主任正统而负责，被我列入人生恩师的名单之内，但这位班主任也不是失的，论男女生被她教训的时候，她言语上偶尔会越界到嘲讽与羞辱，对男生更会有轻微的体罚，比如用手指头戳脑门，大力到男生会因头后仰而站立不稳，任同学被发现撒谎的时候，就被这样戳过脑壳，他的家长总被叫到学校来。
那是个信息传递不够快捷畅通的年代，作为一个小学生，我的信息来源基本固定在屈指可数的渠道，大致来自可接触的人群包括父母、姐姐、老师、同学、邻居等，以及文字媒介包括课本、报纸杂志和书籍，还有广播电台，那时电视还非常稀缺，我家在我上初中时，才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记得是西湖牌。而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小镇的机关；在小镇家属院居住时，有位年长的跟我父母交好的邻居，他家有台黑白电视，文革四人帮宣判的时候，我们全家专门到这位老邻居家看新闻，那宣判现场的影像片段至今还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价值观更多来自原生家庭的塑造，父母的与人为善、通情达理，有底线的为人处世原则，自然朴素地遗传给了我。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条道德标准清晰地成为我价值观的基石之一，那就是诚实。如果说价值观决定了人生基调的话，诚实之于我的通感是轻快与明亮。自然而然，任同学成了我的观察对象之一，八岁的我选择了诚实的时候，任同学已经油然于为自己说假话了。我也感觉着他在男生群体所处的位置。这种观察和感觉用不着跟他产生很多交集，我们的教室再大，也不过是巴掌大的地方，用眼睛看耳朵听就足够了。任同学在同学中是趾高气扬的，在身高和年龄上有绝对优势，其他男生多多少少有点怵他，不想跟他发生冲突。
世界的外观一直在变化，有时微调，有时剧变，恒定不变的是人性，人类是被赋予了独特基因和特权的，生而为人，论善还是恶，论骄傲还是谦卑，论温柔还是凶狠，都被赐予了一项权利，就是选择的自由，而人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可惜孩子的谎言太容易被揭穿了，不爱写作业的心态太容易被看透了。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又如一个巨大的管道，人类一代又一代于其中生存与前行，却以不变的人性，于是历史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演，以至于日光之下，并新事，今天的事，昨天已有，已有的事，后必再有。任同学似乎是家里宝贝的小儿子，家里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班主任如此关注他，相必家里跟班主任有过拜托，论什么样的家庭，哪个正常的家长不是望子成龙呢？班主任戳任同学脑门，有时在讲台旁，有时在座位上，有时在教室最后面的板报前，有时会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偶尔一边教训一边会传达任同学家长对他的期许，对他的失望。唉～，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人经历了，比如心碎失望的家长。
而优秀男孩梯队的主导是宋同学和孙同学，宋同学的爸爸热心做班级的外援，跟班主任有良好的互动，使宋同学在学校时，班主任也乐意做稍微倾斜但不致过分的优待。宋同学本身也很机灵乖巧，长相也端正可爱，个子不高，圆方脸大眼睛，白衣服很白，蓝裤子很合身，在学校做男升旗手，顺便提一句女升旗手是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在音乐课答题的漂亮女生李同学。成为学校升旗手不成文的条件是精神漂亮，跟天安门的升旗手有类似的选拔标准，我转学过来到我小学毕业的两年多时间内，学校的升旗手一直是他俩，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