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状继续稳稳当当地说道，就像一位十分称职的好父亲在给临睡前的女儿讲童话故事一样，这期间我都没好意思打搅他，尽管我对他说的许多话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王先生7岁的时候过继给他的伯父，他的养母实际上是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学的，所以当时包括他自己，大家都希望他通过一番努力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成功地脱离艰难困苦的农村环境进入生活相对富裕的城镇里，并进而出人头地、有所作为，甚至是建功立业，多少也干出一番名堂来，好赢得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城乡之间有着一道平常人等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他走出去的唯一出路几乎就是考大学了。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剧烈变化，升学变得毫无指望了，于是他就只能回乡当个普通的农民了，这对他来说是极为痛苦的完全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那个特殊的时代好像又为他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和轻松的道路。他后来抓住机会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当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和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了某个耀眼的职位，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好景不长，风光和显赫的时刻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中他不可避免地重又跌进了原来的深渊，1969年年底他又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了。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18岁，基本上还属于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阶段，自然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
“真想不到，还有这种说法。”我忍不住插空说道。
“不是说法，应该是事实。”他颇为严肃地纠正道。
“哦。”我回应道，算是尊重一下他的意见。
在我的热切期望和殷殷鼓励之下，他接着说道：“那个时候他在冬天故意穿着一身白衣服，白裤、白衫、白腰带，有人曾问他为什么要穿一身白？他就说，这是在给自己戴孝呢。”
“人才啊，做事就是不同凡响。”我忙着评论道，同时不禁想起了清朝那位闲着没事就喜欢给自己出殡的王爷，即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弘昼，以及他的代表作之一《金樽吟》：“世事无常耽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人生难得一知己，推杯换盏话古今。”
“人家当然不是一般人了。”他中断了讲述，来了这么一句。
“这说明什么？”他不等我回复什么，便又煞有介事地说道，好像他的信息来源极为可靠，而他的分析又十分合情合理一样，因此我着实没有过硬的理由对他的说法提出什么疑问，“这说明仕途的失败和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和打击是无比巨大的，差不多都大到他几乎承受不住的可怕地步。正是在一度火红火红的几乎就是扶摇直上的仕途被彻底堵死之后，他才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就他本人来说，实际上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真正放弃对仕途的渴望和寻求。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来出来了，包括广为流传的名声甚大的那部作品，只要你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并认真思考的话。另外，好像他自己也曾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
“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我不禁重复道。
“是的，恭喜你抓住了问题的精髓。”他及时地赞许道。
“所以，其实他的主要作品其政治色彩还是很浓的。”我估摸着说道，同时深深地感觉到我这种说法应该是他所乐意见到的。
“所以，就相应地失掉了很多艺术性。”他最后总结道。
“哦，原来如此啊。”我很自然地叹道。
怪不得他一直对王先生的巨大成就有点小小的看法呢。
稍后他又对我说道，算是给自己的奇葩论点再增加点更为具体和形象的论据：“其实除了前边的内容确实写得不错，效果十分感人之外，哦，这是应该承认的，《平》的后半部分写得实在是太牵强附会和生拉硬拽了，有些地方差不多已经接近于胡编乱造的地步了，要是你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一下其中的部分情节和细节的话。”
“嗯，请问，真有这么严重吗？”我立即回应道，同时还微微地皱了皱眉头，对他说的话表示出很大的不解和怀疑。
“这还用我再细说吗？”他拧着脖子反问道。